《管子》与时俱进思想

2016-01-22
管胜青
211

【管胜青 综合报导】


 《管子》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具有高学术价值的政治思想理论著作。书中纵谈兴邦济世、强国富民之道,有许多精辟独到的经济学理论,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同时,也有许多远见卓识的深邃哲理,极能发人深思。《管子》中,对于客观事物运行规律进行高度概括的名言、警句有很多,千古流传,一直成为指导人们思想行动的座右铭。例如,“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牧民篇》)、“己之所不安,勿施于人”(《版法解篇》)、“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治国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形势解篇》)、“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侈靡篇)、“国有四维,礼义廉耻”(《牧民篇》)、“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权修篇》)、“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形势解篇》)等。
  我认为其中最为精辟的,是“与变随化”、“与物俱长”,这即是今天我们所谈的“与时俱进”这方面的哲学思想的论述。
 “节时与政,与时往矣。”这句话出自《侈靡篇》,意思是说,现行的政策法令,礼义风俗,都要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进行调整。原文如下:
不方之政,不可以为国;曲静之言,不可以为道。节时与政,与时往矣。不动以为道,齐之以行。避世之道,不可以进取。阳者进谋,几者应感。再杀者齐,然后运可请也。

Picture 38448128.jpg

  管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离开夏、商、周三代圣王时期已很遥远。三代时期所有的典章制度、政策法令、道德礼仪,最后皆臻集于周公制作的《周官》之中,后世之人言及到治国安民之事,都以行先王之法,即以周公所制定的法律、政令、道德、礼仪为标准规范。后来人们常说的“法古无过”、“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指的就是这个。但是到了春秋时期,天下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地方经济得到大力发展,各诸侯国相继强盛起来,互相之间竞争十分激烈。欲在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就不能尽依先王之法,必须审时度势,根据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对于旧有的法律政令、礼仪道德进行适当的调整,易政革俗,以通其变。不变,就不能在邦国林立的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故而《管子》明确地指   出:“不方之政,不可以为国;曲静之言,不可以为道”,“避世之道,不可以进取”。意思就是说,没有适当的方略,没有制定出适合于当前形势的法律政令,就难以治国;静止不变的言论和观念,已经不能再作为必须遵守的道义准则了;避开客观现实的言论与观念,已不能使人进取,使国家富强。所以,“节时与政”一定要“与时往矣”。
 《
管子》在论及“与变随化”“视时立仪”的另一名言是:“应言待感,与物俱长。”意思是说,人们的所言所论,应当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应当对客观形势的发展及时感悟;人们的思想观念,应当与客观事物的发展、长进一同发展、长进。这句话出自于《侈靡篇》:
  忽然易卿而移,忽然易事而化,变而足以成名,承弊而民劝之。慈种而民富。应言待感,与物俱长。故日月之明,应风雨而种,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斯民之良也。不有而丑天地,非天子之事也。民变而不能变,是棁之傅革,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
  要特别强调地指出,其中非常具有哲理意义的话——民变而不能变,是棁之傅革——意思是说,当人民群众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礼仪道德都发生了变化的时候,执政者如果仍然坚守古制旧法,一味地强调行先王之法令,那就好比是梁柱上附上一层皮革,只革了表面而没革内里(有革而不能革)。人民自然不会归服。
  善于治理者,必须借日月之光明,顺应风雨的变化,才能上合乎于天时,下得之于地利,成为“斯民之良也”。应当变革的时候,就需要当机立断地“易卿而移”、“易事而化”,这才能够使事业得到发展,使功名得以成就。如果没有这个态度,便是违天时、弃地利,背人和,因为,“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宙合篇》)。
管子在《霸言篇》中更为明确地指出:“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知者善谋,不如当时。精时者,日少而功多。”不论是多么圣明与睿智的人,都只能适应形势,利用形势,而不能违悖形势,背离形势。善于适应形势者,可以“日少而功多”,事半而功倍;否则,便会穷困危殆,日多而功少,事倍而功半,即《禁藏篇》中所说:“举事而不时,力量尽而功不成。”所以,最最关键的是要“应言待感,与物俱长”。《管子》把这一观点看作是当务之急,看作是一个圣明的人君、人臣所必须具备的品格,“是以圣王务具其备,而慎守其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霸言篇》)

来源:中国管氏网
写下你的评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