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渡管氏给常州方面稿

2016-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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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渡即华渡村的简称,现属常州市武进区,原本“在县城(无锡)西南,为武进、宜兴、无锡三合界之处”1。关于管氏的姓氏来源,郑樵说:“管氏:周文王第三子管叔鲜之国,其地今郑州管城是也。子孙以国为氏焉。又齐有管夷吾,出自周穆王,至夷吾始显于齐。夷吾裔孙修仕楚。齐又有管至父。汉有燕令管少卿,未知其自齐往与此。皆以邑为氏者。”2可知管氏姓氏来源是很显赫的,尤其是管夷吾,更是中华历史上著名贤相之一,其辅佐齐桓公取得霸业的丰功伟绩使他名垂千古,所以管氏后人认管仲为得姓之祖。


华渡管氏自北宋末迁来距今已有近900年的历史了,其始迁祖为千十五公,又称皇佐公。根据管氏第二十八世管凤和于民国五年(1916)所主修的《管氏族谱》记载:“千十五公皇佐公,濠(明改为凤阳)人。宋南渡,扈跸至临安,安抚毘陵,至华渡里,乐之,卜筑彭头村,迁居武进,是为常州始迁祖。子二:元三、元四。”自皇佐公卜居华渡里,管氏家族“子继孙绳,号称繁衍”3,从靖康(1126年)南渡到民国五年,近八百年的沧桑岁月,华渡管氏家族传至三十世,谱列达数百人。从始迁祖皇佐公的两个儿子开始,分为东、西两房,长子元三为东分之祖,次子元四为西分之祖;元三长子正一为东大分之祖,次子正三为东二分之祖,如此支分派别,渐成大族。直到现在,皇佐公的大墓和管氏祠堂还在,我们引用俞元楼先生《管氏后裔寻源记》中的一段话就可以对此有一个清晰的印象了:“在华渡村我们踏勘了管重和先祖管皇佐大坟遗址及管氏宗庙遗址。管皇佐大坟遗址仍然残存在华渡村西南隅,上面树木郁郁葱葱,周边管氏后裔群居,历经800余年,沧海桑田,几经变迁,而管皇佐大坟遗址依稀可见,这与华渡管姓村民致力保护是分不开的。在华渡村,管氏文化随处可见。有一处村组,题名大三房,意即管皇佐后裔大三房子女的集居地,此地的桥也命名为大三房桥。管氏祠堂遗址在管皇佐大坟西北约一里之遥,平房虽然破旧,但依稀可以看到香火鼎盛期间管氏祠堂繁华景象。”4随着管氏家庭的不断壮大,族众也不断向外地迁徙,如同蒲公英的种子在各地生根繁衍,如下文将要说到的如东管氏即是。


管氏家族自定居华渡,因始迁祖皇佐公扈从圣驾的荣耀及家族本身对族人教化的重视,经过一代代人的涵育,终于绽放出一朵朵奇葩,在常州武进的万花丛中摇曳生姿。



说常州是万花丛,这绝不是夸张。康熙二十八年(1684),圣驾南巡,作《示江南大小诸吏》诗,其中有“东南财富地,江左人才薮”之句。毗陵一地,钟灵毓秀,风光旖旎,为人才的成长提供了优异的自然地理环境。悠久的历史,绵绵不绝的人文积淀,使毗陵的文化天宇中群星璀璨。从科举文化言之,据《毗陵科第考》等统计,常州历史上一共出过9名状元,1546名进士。科考世家累现,文化望族频生。沐浴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下,管氏家族也极其重视对子弟的教育,于是产生了6名进士,11名举人,贡生、监生、荐举、考授为官者则多达234人。虽说789年里仅234人读书求仕,这在常州的很多世家大族里不算是突出的,但即便如此,也足以厕身于科考世家、文化望族之列而不遑多让了。说绽放出一朵朵奇葩,这也绝非虚言,现举几位佼佼者来一窥管氏家族的风采。


管堂一,为三世祖正一公东大分一支,皇佐公第十世孙。其世系图示如下:



皇佐公①→元三②→正一③→昌二④→崇四⑤→旬二⑥→祖二⑦→华二⑧→忠一⑨→仁一⑩→堂一



堂六→复→湜……



由世系图可知,堂一公属东大房分嫡嗣,理应由其继嗣,但其名下注:“生、卒、葬俱无考。”他及其后人的线索至此戛然而止,也就是说他的情况在修谱时已经不能确知了,只知道第十一世代替他继嗣者为其弟堂六公。那么,堂一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的记载缺失了呢?是由于他过早夭折了吗?是他没有子嗣吗?


这是武进华渡里《管氏宗谱》给我们留下的大谜团,如果没有其它史料帮助,这将是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可是随着一篇新闻报导的出现,谜底终于大白了。2011年12月2日《如东日报》(周末版),在第三版“文史”上刊登了俞元楼先生的题为《管氏后裔寻源记》的文章,解开了我们上述的种种疑团。


管堂一,又名重和,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出生于武进凤墅桥管家村。管仁一长子,有弟四人:堂三、堂四、堂五、堂六。因兄弟众多,管仁一一家生活拮据,作为长子,家庭的担子必然要早早担在肩上,所以管重和从小就吃苦耐劳,奠定了他传奇般人生的性格基础。


元延佑三年(1316年),管重和21岁,与兵部主事秦公之次女秦氏结为连理。秦氏美丽动人,贤淑有声,伴读劝夫,甚于严师。秦氏相夫有法,教子有方。元至治二年(1322年),秦氏生子正七,字表万。此儿聪慧无比,加之秦氏尽心课子,所以9岁能文,20岁补常州武进县博士弟子员。


因为读书刻苦,加之贤妻督促,元泰定四年丁卯(1327年)李黼左榜,32岁的管重和,中殿试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秩从六品,历官河南临漳武安县县尹,署彰德路同知。


所谓生不逢时,管重和居官期间,正是大元帝国宫廷纷争、风雨飘摇的时期。元天历二年(1329年),明宗暴卒于王忽察都(今河北张北县馒头营乡),文宗即位。宫廷政变,纪纲废驰,官吏贪蠹,财政困难,元统治者对汉人的轻视,对文官的压抑,使管重和不得不在数年以后辞去官职,隐身于江浙民间,以设馆教授谋生。可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想求得生活的安定平静已经很难。整个国家动荡不安,人民起义风起云涌。至正十三年(1353年),张士诚起兵,两年后攻下江苏常熟、苏州、常州、无锡、镇江等地。毗陵自然也不能幸免。


至正十七年(1357年),管重和为躲避战祸,欲举家迁居他乡。因弟弟堂六不忍离开毗陵,重和把家中资产全部交付给他,并叮嘱弟弟继承管家香火,掌管宗族事务。(这也就是管堂六成为继嗣的原因。)安排完毕,他带着儿子正七、孙子八二、八三、八四渡江而北,至泰州路如皋县掘港场南环河畔安家落户。为什么选中掘港场南环河畔?其原因有二:一是管重和为官期间曾至如皋着藉版图,发现掘港场是发展盐业生产的绝好地点,掘港场东临黄海,背靠长江,掘港境内的串场河西至丁埝闸直通泰州,连接大运河,水路交通非常方便(南环河位置正好在串场河的咽喉处)。加之掘港场偏隅南黄海之滨,远离战祸,这可谓得天独厚的好去处。二是夫人秦氏的祖父,曾与如皋县尹王公为同年进士,与秦家一直关系很好,重和来如皋掘港场安家,如皋县尹王公给予了很大帮助。


到了掘港,管重和率儿孙垦荒建房,安顿下来。全家以务农为主要生计,同时利用此地产盐的有利条件,继承先祖管夷吾的“煮海为盐、以盐为业”的传统,生活一天一天地丰实起来。在自己的生活富足以后,管重和不忘收留他们一家的乡亲,把自己煮盐的技能悉数传授给大家,使父老乡亲的生活大大提高了。随着加入煮盐队伍的人愈来愈多,掘港盐业生产发展起来了。掘港开始商贾云集、市场繁荣,被人们誉之为“小扬州”。这与管重和的倡导和推广是分不开的。


光阴荏苒,管重和在掘港一晃10年过去了,儿子正七已于至正十九年去世,孙子八三、八四也被征服兵役、徭役而一去不归,家中只剩下孙儿元二侍奉祖父、母。在这期间,因为躲避江南战祸,管堂六于元至正十八年,也携家小投奔兄长管重和处安家落户。洪武二年,管堂六复归毗陵。


洪武元年(1368)二月,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当时朝廷诏令天下遗民逸士可入都应试服官。管重和的从弟管讷写信给他,催他尽速回京复职。重和说自己年迈子殁,已没做官欲望,坚辞不去。这一年管重和的妻子秦氏由于久病医治无效,也撒手人寰离他而去,享年71岁。洪武十四年(1381年),管重和86岁,逝于掘港环南河管家村。虽然在华渡里《管氏族谱》上管重和的记载缺失了,但他的主要仕宦生涯还是在迁离武进祖籍之前,所以在评价和认识华渡管氏家族代表人物时不能不提到他。在家族遭逢乱世之时,能够审时度势,谋迁他乡,保存管氏之血统不至于断绝,管重和功不可没。他不仅成为如皋掘港管氏之始迁祖,使管氏后裔在第二故乡繁衍生息,也在非常时期使管堂六一家躲过战乱,为保存华渡一支立下功劳,所以他应该是自始祖管皇佐后对管氏宗族贡献最大的人。


元末明初的腥风血雨,使管氏家族流离迁徙,枝叶飘零,但管氏血脉中的坚毅与聪慧最终使这个家族走出了阴霾,再次迎来了家族的兴旺发达。到了明代,管氏向学之士日多,程景伊《管氏族谱序》赞叹:“(管氏)人文蔚起,士之理学渊源,有不愧二程之目。掇巍科,登显仕者,卓然具见矣。”虽然作序之人与管氏第二十三世管煚(字巽吉)为“姻娅交”,但这段话决不是阿谀之词,而是实事求是的中肯之评。管氏到了明中后期,确实出了一些优秀人才,如探花管绍宁、武进士管绍恂,举人管铉(绍宁长子)等等。其中完全可当程氏赞语者,首推管绍宁。


管绍宁,字幼承,又字谧如,关于他的字,有一种说法是字泰阶5(《族谱》无载,未知所从),号诚斋。今将其世系图示如下:


千十五公①→元三②→正一③→昌二④→崇四⑤→旬二⑥→祖二⑦→华二⑧→忠一⑨→仁一⑩→堂六→复→澄→世祥→辂→谷→尚德→阳春→绍宁→铉→滋淇→棆→复暠→基承→世铭→学洛→绳莱→晏→锡仁→庆同


管绍宁为第十九世传人,他的嫡系子孙截止到第三十世没有不就学求仕的,其中佼佼者如绍宁长子管铉,字耳臣,崇祯壬午举人;第二十五世管世铭,字缄若,号韫山,乾隆甲午举人,戊戌进士;第二十八世管晏,字敬伯,官至三品。可谓书香门第、官宦世家。这一支的辉煌自然离不开管绍宁的榜样力量。


《族谱》载:“管绍宁为明万历壬子举人,崇祯戊辰进士(刘若宰榜)6,殿试一甲第三探花及第7,历授翰林院编修,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讲,南京国子监司业掌祭酒事,詹事府少詹掌南京翰林院事,詹事府正詹,礼部右侍郎行尚书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进阶正治卿中奉大夫。万历十一年(1583)癸未十一月十六日丑时生,顺治二年(1645)乙酉闰六月二十九日殉国难,年六十三。下略。”


从以上史料可知,管绍宁得隽于崇祯皇帝初即大位之际。当时崇祯有鉴于前朝君昏政弊、逆阉祸国,决定励精图治,力挽狂澜。于是除阉党魏忠贤,整顿吏治,识拔人才,管绍宁等人也因此走进了明政权的核心,在当时的主流政治中能够施展才华,建言献策。但事实上,即便崇祯皇帝如何励志作为,诸多臣子怎样匡补罅漏,无奈朱明王朝已然行将就木,已经无力回天了。所以,像管绍宁这样的人,其结局或者由明入清成为前明的遗老,或者以身殉国,用死祭献忠忱于故国罢了。


关于管绍宁的生平细节,正史所言极少,《族谱》也仅列其大端,我们只能试着根据一些明、清人记载和《族谱》中有关资料勾勒出一个梗概。


管绍宁自幼多病,相貌丑陋,家境贫寒,衣着寒碜得如同仆役。有一次到城隍庙,靠着柱子仰天长叹。庙中有一个道士,看到他感到十分惊喜,恭请他坐到上座。管绍宁不解地问:“在人烟稠密的集市,都没有一个人能够低眉看我一眼。人们即使不唾弃我,也对我显示出十分地厌烦,大家都把我看作异类啊。你为何如此对我呢?”道士说:“晚间神托梦给我说,明天有一个布衣书生到我的庙中来,你不要嫌他长得丑,要赶快收留款待他。”管绍宁于是寄住在道士处,自信“天神眷顾于我”,不分寒暑刻苦攻读,学问越来越好,文章越写越精彩。同时也许还因为道士极力祈祷,绍宁才能如同生活于那神奇的梦境而时时得到鼓励。终于到了那一天,天启七年丁卯(1627)乡试,道士亲自为他备办行装应考。管绍宁这一去,捷报频传,直至入朝殿试。当书策呈给皇帝时,文中一个“诚”字“戈”上不经意少写了一撇,皇帝非常喜爱这篇文章,看到后拿起笔来把这一撇亲自添上了。监试内阁大臣以为皇上厚爱有加,于是赐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因为感念这一殊遇,管绍宁起号为诚斋,并命名其堂号为赐诚堂,他的文集也名为《赐诚堂集》。


取得功名后,管绍宁厚谢道士,说:“如果不相信你的梦,我即使到老也不会有所作为啊!”


后来管绍宁官职不断升迁,历任南京国子监司业,詹事府少詹。崇祯帝吊死煤山后,福王在南都监国。管绍宁以正詹事拜礼部尚书。一时,所有监国及登极仪礼,都是他亲手制订。期间,管绍宁曾上疏请求恢复建文、景泰二个庙号,恢复逊国诸臣方孝孺等教坊司旧籍名,并建仪抚恤靖难诸忠臣。又极力陈说“兵骄不足用”。金陵再次安定后,管绍宁任礼部右侍郎,署尚书印,纂修《神宗实录》总裁。但是当时秉持朝政者为马士英,而钱谦益又以礼部侍郎身份奏请起用废员,名声超过了管绍宁。又因为钱氏谬称自己为东林党人,极力结交天下的士大夫,并且因钱是馆阁中的前辈,纂修《神宗实录》一职理应让与他,同时也因为管绍宁一向鄙视钱谦益的为人,再加上与马士英落落不合,于是借口生病辞职回乡。归乡之时,史可法曾为他饯行,并有诗相赠:“长干秋老落潮初,一棹秦淮碧玉蕖。独向新亭挥泪别,江南惟有管夷吾。”8史可法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向以忠耿闻名,面对在这晚秋时节即将离开南京还乡的故友,虽然秦淮河上的荷叶晶莹如碧玉,但想到这偏守一隅的明王朝,不是与古时东晋相似吗!新亭对泣的情景就在眼前,哪有闲情逸致去欣赏呢!不禁生出忧国伤时之悲: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秋,可是这个栋梁之才,这个齐相管仲的后人却不得不离开了。这首诗非常真切地传达出了当时正直人士的悲愤之情,但悲愤之中又充满了无可奈何。


在绍宁辞官之前,李自成起义军失败,在北京已投降他的崇祯时的朝臣此时失去了靠山,于是想回到南京谋取官职。当时朝中有的人为这些人斡旋求情,说《神宗实录》纂修及其它方面都缺少人手,不如将这些过去的大臣们授官以解燃眉之急。当时主持礼部事宜的就是管绍宁,他认为这些人都是国家罪臣,在国难当头之际变节投敌,如今却厚颜求官,于情于理于法都难让人接受,于是力排众议,使这些人没有得逞。也正因为这一点,这些摇摆小人恨透了他。这中间就有一个叫宗灏的,为崇祯朝癸未进士,曾官中书舍人,此时“知死灰之不能复燃,而收捕从逆之令愈急,乃决计北向,衔绍宁与兆升刺骨。”9关于此人,明姜采有评:“癸未之岁,维扬得隽者四人:郑元勋、梁于涘、宗灏及天玉也。郑、梁三公皆殉难,称烈丈夫。灏仕北为毘陵守,诬杀管绍宁,江南人唾骂之。后之君子可以观其得失矣。”10投清之后,宗灏被任命毗陵守,而此时管绍宁也已辞官居乡里,宗灏就“以薙髪为名,必欲杀有名望者以示威,首捕逮先生,先生神色自若,慷慨就缚。”11根据清人记载:“是时,先生之家,累累四五十口,自孤子滋淇而外,无一免者。”12在管公被捕后,他的老仆人崔三火速从郡城回到华渡,将事情告知管绍宁从弟管绍恂,绍恂为崇祯甲戌武进士,此时闲居华渡。闻说兄长被祸,与崔三急赴郡城。赶到刑场时,刽子手正在行刑,刀刃落下,绍恂刚好赶到近前,以手接住兄长头颅,使之不坠于地。在刑场上与崔三痛骂不已,也被杀害。在这之前,绍宁为保家人不至断绝,将其三子藏于夹壁之中,但三子不忍弃父独生,痛哭慷慨,随绍宁同赴死难。管绍宁所遗之孙名滋淇,官府当时索捕甚急,将管绍恒(字幼修)和义仆崔三捉去,严刑拷打,但二人绝口不言滋淇藏匿之所,榜掠三月才获释放。滋淇躲过了这场浩劫,成为“常管氏之族所赖以大者也”13,这是管氏家族不幸中的大幸。


因为管绍宁因不从清人所命被杀,所以后人视其为民族英雄。在朝能尽臣节,在野能不辱国,这是他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他的从弟武进士绍恂从其而死,他的三个儿子同日赴死,长子管铉为崇祯壬午举人,死时年二十九;次子管键为拔贡生,考授推官,死时年十七;三子管鐩为郡庠生,与管键为孪生兄弟。义仆崔三为主竭尽忠诚以至以死殉之,其义举催人泪下。


管氏家族的文才武功从上文可窥一斑,而这些人物的不凡之举实在因为他们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思想核心,那就是浩然气节和忠耿操守。秉承于此,管氏家族后人之忠正有为者可谓代不乏人。


管干贞(1734-1798),字阳复,号松崖,乾隆丙戌(1766年)进士,管至漕运总督。画家,工花鸟,得恽寿平神髓,尤善设色牡丹。诗人、学者。管氏第二十四世子孙,为东大分幼从公宗下静庵公一支(老十房分)。今将其世系图示如下:


千十五公①→元三②→正一③→昌二④→崇四⑤→旬二⑥→祖二⑦→华二⑧→忠一⑨→仁一⑩→堂六→复→澄→世祥→辂→谷→尚德→阳春→绍怡→镜→淑→栋→景贤→干贞→遹安→贻葄→纪勋→燠和→调阳→子才


由世系图可知,管干贞是第十九世管绍怡(1603-1684,字幼从,拔贡生,考授推官)五世孙。绍怡与绍宁都是管阳生之子,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有文章说管干贞为绍宁直系子孙,这是误植。管干贞之父管景贤(1714-1738),字杏儒,号仰山,庠生,乾隆丙辰(1736年)举人,以子贵,诰赠资政大夫。管干贞的叔叔管景麟(1755-1789),字季英,号耐斋,工山水折枝。家族的熏陶使他成为继管绍宁后管氏又一位进士,成为家族历史上又一位官高位显的名宦,也使他成为诗人、学者、画家,可以说,他是管家继皇佐公、堂一公、诚斋公后又一位地标性的人物。


据赵怀玉《松厓公墓志铭》载,管干贞为母怀孕七月而生,属早产儿。在出生前的夜里,父亲梦见一神人肩扛大旗至,旗上书“翰墨文章”四个大字,神人径直登上台阶,进入堂室。父亲醒来,梦中之情景历历在目,心中欢喜,于是给孩子起名叫“翰”,以应神谕。后又名“干贞”,是希望他成为国家的栋梁、家族的骄傲。管干贞五岁时父亲去世,母亲苦节抚孤,曾亲手抄录《鉴略》教育儿子。管干贞聪明伶俐,勤奋好学,11岁就能写文章。19岁时因祖母去世而三年未参加科举考试。1755年21岁补生员,次年丙子即考中副榜贡生,1759年中顺天举人。1766年33岁大挑一等举人,授知县职,过了不久考中进士,于是改任翰林院庶吉士。1769年散馆授编修,参与修撰《国史》,次年以母丧归乡。


管干贞曾多次担任科举阅卷官与主考官。如1774年为甲午科顺天乡试分校官(校阅试卷的房官),次年分校会试。1777年丁酉科乡试充任贵州主考官,次年充任教习庶吉士。封建时代的科举考试是政府选拔笼络人才的重要途径,所以对考官的选拔是极为严格的。能担任阅卷官已经是科举时代莫大的荣宠,这一职务也证明了一个人的才学与水平,绝非等闲之辈可以充任的,而乡试主考则必德高学博者才能担任。由此可见皇帝和有关部门对他的肯定和信任。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年,管干贞被授官陕西道监察御史(从五品),后又历官贵州道、京畿道监察御史。此官品秩不高,但职权范围却很广,特别是对各级官员有监督弹劾之权,可以直达天听,所以历来为官员所忌惮。在监察御史任上四年“公劲直敢为,不拘权要,而犹练明于吏事”,巡视西城,凡有诉状都亲自审判;亲自巡视全城,逮捕惩治不法之徒。因功累迁至光禄寺卿。后巡视南漕,从此与漕运结下不解之缘。在巡视协办漕运时,他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针对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案,表现了他的干才。凌汛时节,因为漕船回程时空载,常遇冰封河面的情况,原来都是随行随破冰,管干贞经过调查,决定先由下游破冰,这样就避免了冰顺水下行而渐积渐厚难以疏通的弊病,后来漕运破冰都遵循这个方法。他曾上疏说:“运河沿途各大湖泊如同蓄水的大水柜,如果将运河与各湖分段疏通相连,即使再遇干旱和水涝,也可以利用湖泊加以调节疏导(补水或泻洪)。否则雨水少则没有补水的办法,雨水多时又没有蓄洪之处。至于引黄河水入运河,是一时权宜之计。如果疏通得法,黄河水全力下泻,就不会产生泥沙淤积的后果。”随后又上疏奏请治理骆马湖,以便使运河水得到蓄积和宣泻之所,奏疏得到批示准行。


管干贞以他的实干精神赢得了乾隆的赏识。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年,任命他为漕运总督(二品),加兵部侍郎,右都御史衔。管干贞总督漕运七年,所陈奏事宜多批复执行。比如,漕运大船每当行至天津杨村时,因水浅不得不用小船将粮食转运到岸上,这里所多出的劳务费(舟值)一向由长芦盐运使以售盐款垫付贷款给运送漕粮的运丁,再由直隶藩库银两偿付盐运使,运丁们再分期偿还贷款。可是后来这种经费运作方式被废止了,运丁感到十分为难。于是管干贞上疏请恢复旧例,得到批复准行。解决了运丁贷款这一大事,运丁们的工作更积极了,漕运也更顺畅。因为管干贞督漕有方,乾隆皇帝旌表其功,御锡孔雀翎、黄马褂。


每当粮船起运,管干贞常策马亲自监督催促,风雨无阻。有时甚至不回江上大船中居住,而临时支起帐篷露宿于运河岸上。他赏罚分明,只要对漕运有功,即使是地位低微的小武官,他也重重奖赏;但如果运粮丁壮和水手不听从命令,一定会加以惩罚。当时人们都难以忍受他的苛急和报怨行程安排得过于紧张,但回程时却省却许多花费,这样就减少了向船户和运丁们的摊派,人们这才对这位总督大人心悦诚服。乾隆曾召见他,称赞他可以同杨锡绂媲美(杨锡绂,字方来,号兰畹,清江人。雍正进士。曾任广西、湖南巡抚,后任兵部尚书。在漕运总督任上十二年,兴利革弊,肃清漕政,又编《漕运全书》,为后任所遵循,是漕运总督的典范)。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年),因病请假,皇帝准许,并任命两江总督书麟代理他的漕运总督事务。病愈后官复原职。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年),在京察中被评为一等。在这一年,乾隆帝亲自将他的名字改回原名“干贞”,因为在他考取进士时,他的名字里的“贞”字与雍正皇帝“胤祯”同音且与“祯”的右旁同形,所以为避讳乾隆帝将他的名字中的“贞”字改为“珍”。这时的回改也象征性地表达了皇帝对他的恩宠有加和对他多年工作的肯定。嘉庆元年丙辰(1796年)召他参加乾隆帝主办的千叟宴,这也是乾隆帝对他的特殊恩遇。


嘉庆元年,户部奏请将江、浙两省的供京城皇室及京官们食用的粮食(白粮,即水稻)全部运到京城,把多余的粮食作为百姓的日常口粮,浙江按照户部的命令准备起运。管干贞认为江南的余粮很少,不够百姓食用,这样一来,势必造成大的饥荒,于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拒不发运。嘉庆皇帝大怒,将他交付有关部门严厉劾查,先是降两级留用,最后革去官职。披龙鳞、逆圣听,这当然是他被革职的表层原因。但是他的为人耿直不阿、不惧权要的个性和行为势必为人怨恨,于是有人在这个难得的时机落井下石、煽风点火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公为人劲直敢为,不徇权要,其为京畿御史,尝劾左翼税局滥罚牲只;副指挥马玘改供纵犯;且擒治某大僚私之之犯法者。及督漕运,又因公劾罢漕关。至是被议失官,论者谓大学士和珅实陷之云。”14在任期内因正直敢为而得罪人,这是很多历史上名宦失官的原因,我们的松厓公当然也能逃脱这一命运。回乡两年后,管干贞旧疾复发,在嘉庆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于寓所,享寿六十五岁。


功名官场上管干贞是成功的,甚至可以说是辉煌的,而他如同清代很多大僚一样,同时还是著名的文人,这与做官是相辅相成的。他凭着自己的出色才华考中进士,他凭借自己的不凡学识而屡任主考官,他有机会进入四库馆却不理主持者的“美意”。在别人都以修《内外扎萨克蒙古外藩王公创立表传》为难时,他挺身而出担任总纂,五日确定修书体例,二年而书编纂完毕,这体现出了他过人的才干。虽然后来身居显位,但没有一日不读书写作的,“五经皆有撰述,诸史于有明一代尤称淹贯。诗文下笔立就,独得雄直之气。既罢官,自以蒙上特达之知,未忍遽归就逸,僦居法源寺旁,屏绝人事,纂辑生平未成之书。”15人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立功,前已述及,而立言,松厓公同样也有著作传世:《读〈易〉一隅》、《〈书经〉一隅》、《问〈礼〉一隅》、《职方志》、《〈明史〉志》、《松厓诗钞》、《松厓诗钞续集》、《松厓文钞》、《松厓文钞续集》等,他的著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是管氏家族的佼佼者。


管世铭,是管干贞的侄辈,属东大分诚斋公下奇玉公一支。是管氏第二十五世子孙,管绍宁的第六世孙。字缄若,一字韫山,因居室名为韫山堂,所以门下弟子都称他韫山先生,于是世人也多以韫山称之。曾祖棆为刑部郎中。祖父复暠雍正间举人,广东盐场大使。父基承,国子监生。祖父俱赠朝议大夫、浙江道监察御史加二级。祖母徐、母王俱赠恭人。乾隆三年(1738)二月二十二日寅时生,母亲王太恭人怀他时,每当有人进入内宅时就会听到有呵殿之声。管世铭在怀念母亲的诗中也曾言“不孝始孩,先恭人嘗感夢,有名聞一世之祥”,16交代了他得名“世铭”之由来。另外《管氏族谱》中载管世铭将出生时,祖母徐恭人梦一显达之人抱着孩子交给她说:“这孩子从兴隆庵送来,他日会名闻天下的。”祖母醒来时,孩子已出生了,于是以“庵”为小名。七八岁时,祖父即教他阅读《资治通鉴》,他常能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大兴外公家多藏书,所以每次与母亲省亲时都要留下住几个月,读书如痴。后来与两个弟弟世铨、世镛师从同里进士刘衍林先生。在刘先生的教导下,管世铭学业大进,因为所写文章精彩不凡,被举人张景超看中,认为这个学生将来必将有大作为,于是将女儿许配给他,这就是所谓的“书中自有颜如玉”吧。


管世铭三次中乾隆壬午(1762年)、乙酉(1765年)、戊子(1768年)科顺天副榜。甲午(1774年)考取江宁乡试举人,座主是予告大学士刘权之(壬午副榜世铭即出其门)。当刘权之得到府君试卷后,高兴地说:“苏东坡遗憾错过了李方叔,我得此人则没有遗憾了!”戊戌(1778年)中进士,大学士嵇文恭读世铭朝考《黄金台》诗,对大学士程文恭说:“我朝为文的声望,以后一定属于此人。”历任户部江西司主事,壬寅(1782年)补授山东司主事,考取军机章京。丁未(1787年),升迁为云南司员外郎。己酉(1789年),升任山东司郎中。乙卯(1795年),升任浙江道监察御史。戊午(1798年),转任掌广西道监察御史。


管世铭深通律令,军机处的重要文件都由他起草。处理事情当机立断,机敏迅捷,案件审理清楚而奏章已经拟好,往往不用同事官员修改一个字。有些事情人们不敢说,他却常常在大庭广众之中大声论争,畅快淋漓,人们折服于他的见解却并不怨恨他。他曾告诫别人:“刑律的错误,没有超过可怜(犯罪的)生者而想法救他性命,而对受冤而死的人却置之不理的。判处活着的罪犯有罪就是为死者洗雪冤屈,一定要做到使冤死者安心而后才可以。使活着的犯人活下来只想到救这个人的命,可是冤死者呢?(这些冤死者)先是死于仇人之手,又死于断案的法官之手,这与法官故意杀人没有什么区别!”这段话,富于现代法律精神,是法理与伦理人情的分辩。正因为他对法律有着这样深刻的理解,所以他的执法才能才被当政者所重。定富察文襄王、章佳文成公都推重他,凡遇大事一定会说“赶快去咨询一下管世铭”。多次派他出京到地方审查案件,曾分别到浙江、湖北两次,分别到吉林、山东一次,军机处众长官都非常倚重于他,以至于不敢把他当作自己的下属那样对待他。他出使浙江时,所涉案件属于查点仓库亏空财物,同行众人都请求分头按府州盘查,管世铭说:“这样做只能是骚扰地方,不会有什么收获的。”自己坚持不参与盘查。后来出去盘查的人果然遭到众人的议论。


前文已经提到,管世铭性情耿直不阿,不惧权贵,所以常锋芒太盛,疏于自保。文成公阿桂与他的关系特别好。当时和珅气焰正盛,而管世铭则常欲仗义执言,于是文成公常对他说:“你要学会保全自己,我并不是不能荐举你位列高官,是怕增加忌恨你的人的怀疑。以后你被圣上重用的机会还很多,不要不合时宜地盲目追求耿直之名啊。”长者对自己的关爱,使他开始韬光养晦,在军机处多年而不触犯和珅的势力。其实,他也有机会接近和珅并得到好处,但他却偏不这样做,他绝不会拿原则去换官做。通州坐粮厅的长官,向来由户部保荐本部人员担任。甲寅(1734年)秋,忽然有一个客人造访管世铭说:“我能从当今宰相那儿求得此职。”这话一出口,管世铭吓了一大跳,赶紧推辞说:“我才疏学浅,不懂钱粮之事,并且体弱多病,将要请求告老还乡了。您完全是为我好,但我实在是不敢接受啊。”后来这个人果然在和珅面前保举了管世铭,但和珅并没有任用他。管世铭听说此事很生气,对家人说:“幸亏如此,我的名声总算保全了。”


对名声的重视和捍卫,其真正的内在驱动还是忠君爱国的思想和传统儒家的文化心理。与作为中国历史上可谓贪官之首的和绅作对,那是需要不同寻常的勇气的。对于和绅,人们多从影视、评书认识的,现在我们借助于古人的记载再增加一点感性的认识。


清嘉庆四年(1800)年,一代巨贪和珅被嘉庆帝赐白绫自缢。和珅为什么被赐死?我们引用一段史实,即可知晓:“四年春正月,和珅伏诛。自高宗尊宠,珅用事二十余年,养成内外官吏贪墨之风,吸收民间脂膏以自封殖,百余年之元气为之斫丧殆尽,而其专恣不法,一切潜拟帝制,尤为古今所未见。尝于密室灯下无人时,悬挂高宗御用朝珠,对镜徘徊谈笑,低声自语,人不得闻。当帝正储位,未宣谕之先,珅已知之,于先一日呈递如意于帝,以表示由已拥戴意。帝由是深恶其为人。时以高宗嬖之故,隐忍未敢发。是日高宗崩,珅方为总理,意得甚。翌日,御史广兴疏发其罪。越三日,夺职下狱,寻宣布其二十大罪,赐自尽。以户部尚书福长安扶同徇隐,亦坐死,后释之。珅之得罪,抄没赃贿得八百兆有奇。以二十年之宰相所蓄当一国二十年岁入之半额而强,既尽籍收入官,时人为之语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云。”17恃宠贪恣,投机阿谀,饕餮无厌,所以赐白绫于他正所谓死有余辜。和珅恣意胡为,朝中忠良与他的斗争也从未间断,有一些人也因此被其害死:“仁宗嘉庆二年秋八月,大学士公阿桂卒……珅乃益横,中外大小臣工顺其意则立荣显,稍忤之则折挫随之矣……余如两江总督书麟、山东廵抚长麟之谪戍西域,浙江廵抚福崧之死非其罪,果王弘瞻之抑郁死,章京管世铭之暴卒,皆以忤珅故。”18夺官、贬谪、暗害,无所不用其极,面对当时权倾朝野而又心如蛇蝎的和珅,能为正义而不惜一死,这样的人是可钦可敬的,管世铭也是其中之一。关于他触忤和珅的具体情况,清人陆继辂说:“文襄薨,和珅浸用事,君益忧愤。每与同官论前代辅臣贤否,语讥切无所避。和珅微有闻,而章佳文成公方倚君如左右手,猝示有以中伤君。君既擢御史,则大喜,夜起傍徨中庭。构书稿未成,而仍留军机。令下,俞文成公请也。君废然入谒文成,自言:‘媿负此官。’文成知君意,慰之曰:‘报称行有日耳,何必汲汲以言自见耶?’盖文成知期君大用,不欲君以击奸获谴,其用意至深,君亦感悟,稍自韬晦,而讽谕之意一以寓之于诗。今所传《韫山堂集》是也。后四年,朝廷行大赏罚,薄海臣民欢呼相告语,而君已前殁,不及见。呜呼!可哀也!已卒于嘉庆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春秋六十有一。”19这里没有明言管世铭的死因,但对其与和珅的矛盾却也写得很清楚了,可知如果没有阿桂的庇护,也许他很难立足于朝,甚至身家性命也早已不保了。另外,直接记载他死于和珅毒手的黄鸿寿是民国时人,已不必惧怕触及时忌、罹祸文网,而陆继辂本清人,与管世铭孙绳莱同时,他写文章就顾虑多多了,所以即使心知肚明,也只能含蓄蕴藉出之了。管世铭死于和坤被赐死的前一年,据说,在他死前一夜,他已写好明日上朝的奏疏,不知这奏疏是何内容,但只知道他没来得及奏上就赍志以殁了。如果说他的死与和珅无关,却也不能解释一个问题,就是在现存的内阁大库档案中,竟未查到一件管世铭的奏章、书启,这真是咄咄怪事,那么,是不是和坤做的手脚呢?


管世铭为什么能做到与权奸斗争视死如归呢?答曰: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这是地域文化使然,而他来自常州武进,浸染深厚的文化传统,所以能胆壮气雄如此。他是武进华渡里人,家族血统里的忠耿不屈,更是他性格的基因密码。


先说第一个因素吧。常州历史悠久,如果从公元前547年季札建延陵计算,常州已经2500岁高龄了。也许沾溉了延陵季子儒雅之风、博通之才,这里成为中国文化最发达、杰出学者文人最多的地方之一,不仅如陆游所称“儒风蔚然,为东南冠”,而县在全国400多座城市中,根据杰出专家学者的地域分布统计,常州位居苏州、杭州、北京之后,位列全国第四。这是很了不起的,也是恰如其分的。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必然地形成了常州特有的地域人文心理、人文精神。所谓“行身甚猖,文笔甚狂”20这是顾炎武对“毗陵六逸”之一杨宗发的评价,却也是对常州文人主流群体的生动写照。常州狂狷之士,代不乏人。杨宗发、邵长衡狷介于前,洪亮吉、孙星衍狂戆在后,中间则有管缄若世铭。正如前文所引,当和珅益发贪横,管世铭“益忧忿”;甫任御史,即迫不及待构拟章奏,似乎要将胸中万语千言、无限忠忱一吐为快,其中是否有弹劾和珅之条虽不可知,但似可揣得,凡如此类,都让我们看出他的不畏权奸、为国分忧的志节和情怀。而这一定与常州、武进的地域文化的深远影响息息相关。


第二个因素就是家族传统。皇佐公扈跸圣驾的忠诚,第十九世民族英雄管绍宁及其从弟绍恂、三个儿子在明末不屈被害的壮节,族叔管干贞的居官清正,这都是管世铭性格产生的家族因素,里面有独一无二的管氏基因。


不畏强权,直面贪暴,这足以彰显管世铭立朝之大节;同情弱者,竭尽所能,这又是他平素为人的写照。


管世铭性格严肃刚毅,不苟言笑,同僚十分敬畏他。居家俭朴,但对寒士常能尽力帮助,他曾说:“出家在外,投奔他人,这实在很不容易啊。能帮助人家就出点力,否则就告诉他去寻求别人的帮助。如果只在口头上施加恩惠,这只能使他更加困顿。我入仕晚,饱尝过这种艰苦,怎能用自身所受的冷遇施加到别人身上呢?”他对人就是这样以诚相待。有一个广东人托管世铭保管三千两白银,十年后还给主人时,银两原封未动。有一个满族的官员,年老贫困,晚年娶妻,生下一子,临死之前叮嘱妻子说:“希望你能守节,生计问题可以求得我的同僚管世铭先生的帮助。”管世铭不负嘱托,帮助同事家购置产业,赡养他的妻儿。对于家族中人,他更是不遗余力。他的一个叔父死后,因家贫,几十年没有下葬,棺木都已经朽烂了,他主持将叔父安葬在父亲墓后的空地上。叔叔的孙子不能自食其力,将卖掉老房子,管世铭买过来给他居住,资助他衣食日用,他说:“这孩子不务正业,最终不能保住祖上留下的房子。我现在将它买下来让他住着,他也许不至于流离失所,这样也可以安慰我祖父和父亲的在天之灵了。”


管世铭以时文制义闻名当世。时文或制义即八股文,管世铭精于此道,他为官之后,仍然以写作时文为乐。虽然他常自谦自己所写的八股文只是形式华美,因此不及前贤,但实际上他的此类文章义理精深,辞锋雄健,切近圣人之旨。所以随从他学习的人不下几百人。在京师任职时,借学馆传授举子们功课,东西两舍常住满了人。那些贫寒好学的学生他从不收取学费,还经常赒济他们。经过他的教诲,以科举成名的连续不断。他曾经主讲于干州书院,离开时,学生们在郊外为他洒泪送行,甚至有的背着行李护送他远行数百里。蒙古族侍郎恩普、江阴进士包敏考中进士之后,亲自登门拜谒,行弟子之礼,非常恭敬。管世铭觉得莫名其妙,因为他并不认识这两个人,一问才知道,他们正是读了自己的时文集,才有了今天的功名。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才上门致谢的。他的学生吴振棫写诗称赞老师:“仪仪我夫子,学坚而多闻。数典郑夹漈,敲诗鲍参军。制艺尤所嗜,望溪走逡巡。京华罗俊彦,讲授戒毋纷。儤直禁苑归,披阅意欣欣。及门多显者,夫子竟归人。”21将其师与南宋著名文献学家、史学家郑樵相比,是赞扬老师史学不凡;又把老师的诗与鲍照相提并论,以服膺其诗;而制艺时文则与桐城派巨子方苞不相上下,虽说夸张,但在这字里行间饱含的却是弟子由衷的赞叹和感激之情。管世铭现存时文为《韫山堂时文》(初集、二集、三集,按,也有不分卷者)。对其时文,清人有评:“乾嘉时吾乡以制艺名者有神仙鬼怪之目,管缄若待御世铭《韫山堂时文》为神,周星颉太守景益《蒙香草堂时文》为仙,皆经经纬史,根柢深厚。”22正因其时文有名,所以他的《时文集》版本很多,也常被选家入选,如《二十四家时文》即选有他的文章六篇。


管世铭诗文创作成就被时文所掩盖,他存世的诗文集有《韫山堂诗集》十六卷,《韫山堂文集》八卷,《韫山堂文录》一卷,共有诗千余首,文百余篇。为教育孩子,同时也出于爱好,他还专门编选了《读雪山房唐诗抄》三十卷,选各体唐诗3900多首;《宋人七言绝句诗选》四卷,可惜此书亡佚。还有学术性著作《诗说》一卷,《读雪山房杂著》一卷,《韫山堂读书偶得》一卷,里面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还有与同时友朋唱和的作品集《鸣和合籁》一卷传世。


华渡管氏的光彩并不是以上的一点描述就可以穷尽的,家族的科举成就,家族的文学创作,世家的联姻,管氏女眷的课子与励夫……还有好多课题需要我们去挖掘与研究。如今我们只是选择管氏四代四位代表性人物,对管氏家族的文采与风流做一管窥,希望能加深读者对管氏家族的了解,引起对华渡里管氏的兴趣,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对管氏家族的研究中。


来源:中国管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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