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于管老爷子网易博客

小窑管家五进士  

本文转载自zcg1219《小窑管家五进士》

文/田文阁

据《重修莒志》载，莒北管氏，原籍胶东，宋时避金乱，迁江苏海州。明洪武二年（1369年）迁莒城北七十里的双凤山后，辟地结茅立村，村名双山后。始迁祖三公失讳，子孙追谥“滨海公”。五世失讳，至六世分为八大支。长支迁居庞庄，再迁程家庄、上庄各村。二支、五支迁居大窑庄，再迁三庄、寨子庄。六支仍居双山后。七支迁居罗宅、石灰坡。八支迁居小窑村，再徙莲池寺、汀沟。三支、四支无嗣。宗祠在双山后村，支祠在小窑村、莲池寺村。

又据《管氏祖谱》载，明嘉靖年间（1522—1565年）管凤阳从今双山后村迁迎吉山北立村，取名迎吉村。后因立窑烧瓮，以从业为村名，改名小窑。清光绪年间，管姓科举发迹，曾改称管家窑。解放后恢复村名小窑，是于里第二大村。

今大窑划属莒县，小窑则归五莲县。

管氏先祖选的风水很好，管家祖莹在双凤山后。从墓碑上明宣德（1426年）和万历（1573年）时的字样分析，墓碑应是清康熙年间（1662――1723年）所立。确切说，是在管廷献中举、出仕后，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回乡祭祖时见康熙年间所立石碑已剥蚀参半，乃重新立碑，并撰祭文，刻于碑石之背。现抄录《管氏祖谱》中“山后始祖莹碑誌”以志：

始祖自明初，由海州徙莒，距今已五百余年矣，而谱乘祇载国初以来。以上失讳七世，当由明季兵变使然，献童年来省墓，见石碣林立，半埋没于草根、沙土，挖苔细认，仿佛尚有前明宣德、万历等字样。国朝康熙年间所立碑，则焕然犹新也。辛酉南匪猖獗，吾莒被蹂躏者几十余次，幸赖僧邸戡定之。越丁卬五月，贼双窜扰山庄，至冬月始歼于刘帥。五六年间，风鹤频警，吾族以僻往山壤，得无害。虽亦气数适然，亦可见吾祖卜居于此山重水複之用意甚深。而遗泽甚长也。庚午秋，献举于乡，来祭扫，摩挱旧石，向所谓仿佛尚有存者，皆磨灭不可复认，而康熙间所立石，亦剥蚀参半焉。呜呼，越辛酉迄庚午，不过上下十余年间耳，泯没若此，又孰知此后之又将如何也。今者时已承年矣，爰鸠族人，重修谱乘，功告竣后，鸠工勒石，谨撰文于碑之阴，详誌颠末，庶不至久而无徵云。

十六世孙，庚午举人，廷献撰文，同治十一年十一月立石

据莒县县志，管氏迁小窑后，精心耕作，勤俭持家，渐成大户。

管氏族人称：其祖咸、同年间尚是烧窑、放蚕之户。至管钿、管镇时发家而求儿孙追名发迹，不惜耗银财以优厚待遇请得名师，家教严格。

清光绪二年（1876年），管镇子管廷鹗先其兄管廷献中丙子科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山西省学政、山西、河南乡试正考官、国子监祭酒、光禄、太常、大理寺正卿。

清光绪九年（1883年），管廷献高中癸未科探花。官翰林院、国史馆编修、江南道监察御史，永平府知府等要职。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管廷献子管象颐中庚壬科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宣统三年派理江南财政。民国建元曾为众议院议员。袁世凯任总统时，令其任财政次长，颐拒而退职。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管廷献弟管廷纲中壬辰科进士。初任广西省雒客县知县，后任广西省警察总巡。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管廷献、管廷鹗、管廷纲侄管象晋又中戊戌科进士，点翰林。历任编修、知府等职。

莒县五百年文风凋敝，无入词林者。而莒北小窑管氏，却“一门五进士”、“叔侄三翰林”，四人入词林，功名集中在光绪年间，人数不过五、六，名次却列京榜，且连属同支，名扬天下。

潍阳曹文简公为其题匾曰：

父子兄弟叔侄翰林。

百年后，小窑管氏十九世冰儿女士（曾祖父管廷鹗）在《管氏始祖》中记：

我幼年时，也曾看到家中一张照片上，有醒目的“探花”二字。据二叔（管孝先）说，老家门上还悬掛横匾“父子兄弟叔侄翰林”……我有四位曾祖父：廷献、廷纲、廷鹗、廷俊。七位祖父：象颐、象勋、象乾、象巽、象坤、象復、象晋。这两代世祖苦读寒窗，勤奋好学十余载，在清朝科举考试时，中了秀才-举人-进士。进士参加殿试，由皇帝亲自御批，点为三甲（状元、榜眼、探花）。大曾祖父管廷献即是清朝德宗（爱新觉罗载湉）皇帝(年号光绪)亲点探花。清代朝廷从进士择优选入翰林院。光绪年间曾祖父廷纲、廷鹗和祖父象颐、象晋，相继考中进士……他们的其他兄弟荣获秀才、举人功名的也甚多，象勋是举人，象復是清末秀才等等。

这以至当时的齐鲁豪门大店庄家（时属莒县，今归莒南）竟为此要重修文昌阁。百年后，刘邵融先生在其长篇记实巨著《七十二堂号》中，这样描述庄家的心态：

庄老爷说，这个魁星先前面朝西，看着咱大店，后来竟朝了北，正北的方向可是莒州的小窑村，结果那里的管氏出过父子兄弟叔侄皆为翰林，老祖宗庄谣说，大店出不了状元，原因就是这魁星转脸朝了北。庄彤襄说，噢，那咱就让他再转过脸来朝北，看着咱大店不行吗？

【2】

管家一门五进士，以管廷献名气最大。

管廷献（1846—1914年），字士修。清同治九年（1870年）二十五岁时乡试中举，清光绪九年（1883年）三十八岁考中进士一甲第三名。

管廷献的探花殿试卷，共十五折，前七折为御题，后八折为对策。 殿试卷中，管廷献针对皇帝提出的明道、穷经、治河、察吏四个问题，以为政在人、通经致用、治河利漕、正心清源作答，广征博引，真知灼见跃然纸上。

与隋开科举后成千上万金榜题名者不同是，管廷献此次中举已有了明显的近现代文化痕迹――上了报纸。储敖生先生在《清报《<益闻录>》中记：

光绪九年五月初九《益闻录》，刊登癸未科殿试题名：一甲3名，状元（陈冕）、探花（寿耆）、榜眼（管廷献）。

《益闻录》――清光绪五年二月二十四日（1897年3月16日）创刊，顾名思义，是将有益的见闻记录下来，就是此报的宗旨。出版初为半月刊，后改为周刊，每月合订为一册，馆设上海徐家汇。

管廷献高中探花，中间还有一插曲，也说不清管廷献是吃了亏还是赚了便宜。

宋代以降，科举制度实行“逐路取士”，到清代改为“分省取士”，也就是根据各地文化发展水平不同，确定各地考生录取名额，这颇似今日高考按地区划录取分数线。这样一来，江浙一带人文鼎盛，由于录取名额有限，竞争非常激烈。有资料显示，当时江浙一带中举比例为145：1；而天子脚下的顺天府，录取比例是20：1。顺天府考生主要源于国子监生员，清帝为体现重视“文治”，经常去国子监视学，每次还要增加顺天府录取名额15名，以示优渥。这就导致许多江浙商人为儿孙计纷纷寄籍顺天，这又有点类似今天的“高考移民”。康熙十六年顺天乡试，中式者共36人，真正土著仅11人，70%的属“寄籍”或“冒籍”。为杜绝这种“不正之风”，清廷规定：“一旦入籍，俱不准其改籍。”

与管廷献同年金榜题名、并高中状元的陈冕，1859年出生在济南鞭指巷陈家大院，应是济南人。但因其祖上是浙江绍兴人，其四世祖陈凯山在山东为官时就开始寄籍顺天府宛平县。陈冕祖父陈显彝青年时曾在绍兴当师爷，后因有顺天籍，便先到顺天“发展”，然后到山东为官，并在济南鞭指巷置房安家。后陈冕的父亲陈恩寿又在山东为官数年，陈家一直居住在济南，陈冕也生在这里。陈家大院是名副其实的“陈家老宅”，陈冕是土生土长的济南人，但其“户口”早已“挂靠”顺天，其状元考卷也只能填“臣陈冕，年二十五岁，顺天府宛平县人”。

如陈冕以山东籍应考，结果又将如何？

前不久，民间喜现一枚管廷献所用之印。隽桂德先生专门有文《探花印喜现古莒州》：

近日，笔者有缘在探花管廷献故里五莲县于里镇，喜见一枚管廷献所用的青田石古印章，此印质地温润细腻，灰白色的石质印料缀经枣红色的纹理，显得古朴高雅。

印文为白文篆书“管廷献字士修”，六字三行平均分布，布局合理大方，字字笔锋犀利，深峻清晰，刀工十分精湛；边款为白文楷书“表弟尹鼎刻”。可见这是尹鼎给表兄管廷献精心篆刻的一枚书画章，此印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关于此印的刻制者， 隽桂德先生介绍：

尹鼎，古琅琊人，管廷献的表弟，善书法篆刻。本人曾见他１８９８年所书古诗拓片一幅，落款为“光绪戊戌暮春尹鼎书于琅琊故里”。作为一名书法家，又是管廷献的亲戚，他给管廷献篆刻这方印章，管廷献自然十分珍惜。从刀工和包浆判断，此印篆刻时间应为管廷献晚年时，即清光绪末年及宣统年间，这时历经坎坷仕途后的管廷献，亲眼目睹清朝灭亡，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心中郁闷，这时更注重朋友之谊、人间直情，接到这方印章，管廷献自然欣喜，舍不得使用。这方印章寄托了他们之间深厚的交情，成为他们亲缘关系的有力见证。

管廷献素负文望，书法、文章名重当时，著有《莒州志稿》、《梅园奏议》、《梅园诗文集》，并有大量书法墨迹、手稿传世。管廷献擅长隶楷行草，用印有“癸未探花”“士修”“管廷献字士修”“管廷献印”等。

【3】

管廷献出仕后，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充已丑、癸已顺天乡试副考官，补江南道监察御史，署兵刑工三部给事中，继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永平府知府、承德知府、直隶候补道等职。

管廷献政有清声，名闻遐迩，任监察御史6年间，曾数十次上疏，直言诤谏。

甲午之变（1895年）后，清政府赔款二百兆，国库空虚，清廷仍侈汰无节，管廷献心急如焚，即上书《请节靡费疏》：

自乾隆以上每年三千余万，今则税釐加征，每年至七千多万，昔日何以足，此时何以不足？康熙年间，三藩之变，糜乱至七八省，用兵至八九年，未闻不足也。雍正、乾隆年间，大兵大役，亦所时有，未闻不足也，且普免天下钱粮六次。以后各省稍有偏灾，无岁不缓征，无岁不独免，其为数不知几千万，而部库则有七八千万之储。今之所入，每岁应赢余五千万，而部臣犹以拮据为虑，不知此五千余万，果皆实用实销，为必不可少之款乎……皇上亦宜力求俭约。所有宫中用度，一概复旧制，不使稍有增加疏入。

管廷献并将当朝每岁支销之数，确切查明，逐款分晰造册呈览，建议节俭廉政、裁减机构冗员，天下颂其直。

在南北洋办理海防，购买船炮和设立机器制造局中，半有中饱私囊。管廷献上书：

购买之船炮，全归乌有，不必论矣，不知所谓机器所造者何物？而应用船炮，无一不购自外洋，又何用此局为此，伏望皇上赫然震怒，全行裁徹，有掣肘而阻扰者，便是祖宗之罪人，国家之蟊贼，立予严谴！

肃王见此奏折，带病入朝奏请圣上速决立行。

1896年管廷献在京都巡察时，获悉奸民勾结外资洋人设“骨局”，祸及业家，遂会同五城区的同官封禁。此案英国使馆插手盘查，数年后管廷献亲启停枢验之，赴局对勘，奸民乃服罪，终结五十年尸骨疑案。

管廷献后署兵、刑、工三科给事中，补御史，因主持并与弟廷鹗、子象颐及众臣参奏李鸿章，清光绪26年（1900年）被调至永平、承德任知府（从四品）。

在任永平知府时，所属迁安县百姓因不堪教会压迫，聚众反抗，县令要求出兵镇压。管廷献为使百姓免遭杀戮，派人前往调解，将事平息。管廷献离任时，郡人卧辙攀辕，惜别相送。赞曰：管御史统天下而贤之。

在承德府任上，创行新政，整顿公款，核实动支，听断明敏，慎于庶狱，多年滞案，数语立结，曾释放七个因受盗案牵连的无辜入狱者。当调离时，见山上有七人向署跪拜，询之，是平反释出者，发愿叩头满百日乃去，急派人劝归。此事在承德广为流传，曰“管公来无冤狱也”。

管廷献任直隶永平府知府时，因其刚直不阿，为直隶总督袁世凯所忌，压抑多年。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经热河都统奏请，调入道班加二品顶戴。

民国改元，由津归养闲居。

民国三年春，因国事惆怅、中怀郁结，感受风痹之症，病卒于里，葬莒县招贤镇宅科村东北角，终年69岁。诰授中议大夫（从三品）。以子管象颐晋赠荣禄大夫（从一品）。夫人刘氏、王氏封一品夫人（从一品）。

民国十二年，众议院议员蒙古乐山、山东周庆澜等，呈请从祀本县乡贤祠，永平承德二属名宦祠，并宣付史馆立卷。

【4】

关于管廷献仕途，有三件事特需说明：

第一件：主持创办唐山市一中。清末推行“新政”，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光绪皇帝颁发《直隶中学堂暂行章程》，通令各府州及书院改设学堂。同年10月，时任直隶省永平府知府的管廷献为总办，就永平府治所卢龙县城内敬胜书院改设永平府立中学堂。1905年，招考第二届学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李大钊（在校名李耆年），即为该届校友。

第二件：质疑创立中国通商银行。清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1896年11月1日），近代民族实业的先驱盛宣怀以《条陈自强大计折》上书清廷，奏请设立银行。盛宣怀首先剖析各国与中国通商以来，华人不知办理银行，而“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建言若能自办银行，就可阻止“洋人银行专我大利”，而“华行多获一分之利，即从洋行收回一分之权。”同时，盛宣怀还从筹借国债角度阐述了华商银行维护利权的作用，称银行“仿借国债可代洋债，不受重息之挟制，不吃镑价之亏折，所谓挽外溢以足国者。” 对盛宣怀所提这一理由，汪敬虞先生认为“十之七八是停留在字面上的。” 从盛宣怀创办银行的缘起看，此确为盛的冠冕之词。维护利权作为当时一个富有感染力和号召力的口号，成为国人兴办各种实业的招牌，在创设银行问题上也莫不如此。盛宣怀洞悉这一点，故其在阐述外商银行“攘我大利”后，指出“近年中外士大夫灼见本末，亦多建开银行之议”。 盛宣怀创办银行的真正动机，在其所陈述的第二条理由中得到展现，即银行乃为举办铁路而设――“商务枢机所系，现又举办铁路，造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且不论盛宣怀创立中国通商银行的“大心眼”与“小九九”，其设想是符合经济规律和民族利益的。但在这一问题上，盛宣怀遇到管廷献的强力狙击。在银行即将正式成立时，管廷献上奏《银行官设流弊宜防》一折。管廷献对银行章程提出五条修改意见：银行名称不必冠“中国”字样；户部拨存的官款必须指定担保品和担保人；汇兑官款，须交实银；设立商会公所，止议商务，不得干涉金矿等务；银行设有拖欠，与国家无涉。管廷献的奏折对银行招股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天津商股二十万及官场股份，因有管奏，观望不缴”。光绪皇帝见此折后，则对是否开办银行又犹豫起来，并“著王文韶、张之洞、盛宣怀悉心核议，并将该御史所奏逐条声复，以凭核办”。

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七日（1897年6月16日），王文韶、张之洞、盛宣怀联名上奏《遵旨会同核议银行利弊拟请仍归商办并由南北洋稽查以保利权折》，历数创办银行的前后经过，重申创办银行的重要性，着重对管廷献的五条修改意见一一答复，其要点是：银行名称必须冠“中国”字样；官款拨存无庸另觅殷商担保；汇兑官款须交实银；设立商会公所不会干预金矿等务；银行设有拖欠不会连累国家。

清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1897年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成立，总行设在上海。

随着近代中国日益被纳入现代化和国际化轨道，中国通商银行的创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以它为开端，新式银行必将方兴未艾，而管廷献对创立该银行的质疑，虽客观上曾起到很大负面作用。但需说明的是：（1）这是其御史职责所在，在这个问题上，不论管廷献观点是否正确，可没私心，与张之洞的掣肘有明显区别；（2）管廷献只是质疑，并不是反对；（3）管廷献的部分观点也的确对规范中国通商银行的管理起到正面作用。

第三件：深虑义和团的负面效应。关于义和团兴起的原因、过程，史料太多、太滥。但有关义和团历史地位的评价，长期以来似过高。如果剔除“造反者心态”，客观而言，义和团的起事理念、行事方式非常落后，甚至是愚昧、逆历史潮流的，它根本不可能成功！且假设如能成功，对民族、对世界，都将是一场灾难！在这方面，管廷献非常有远见，当时直隶、山东两省地方官员急功近利，极力利用、纵容义和团，独管廷献头脑清醒，并直言朝廷。在《论义和团运动起源的三个阶段》一文中，王如绘、初晓京先生记述：

本来，毓贤等地方官因在捕匪方面得到大刀会的配合，对大刀会是奖许的，后在1895年春由于御史管廷献奏称金钟罩（义和团）较曹州杆匪更为可虑，他们才不敢公开支持……

小窑管氏，虽管廷献名声最大，然始开“一门五进士”者却是其弟管廷鹗。

《管氏祖谱》记：

管廷鹗（1854—1907），字士一，幼颖悟，善百文，工楷法。光绪二年已亥科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职编修，充湖北乡试副考官，任山西学政，河南、陕西乡试正考官……尤工古近体诗，风华典雅，吐属天然，轺车所至，览古成篇。

清光绪元年（1875年），管廷鹗二十二岁恩科乡魁（举人）。

清光绪二年（1876年），二十三岁会试，联捷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殿试一等第四名，授职编修，历充国史馆协修、武英殿协修、功臣馆纂修、文渊阁校理、编书处总纂。赴湖北乡试副考官、河南乡试正考官、陕西乡试正考官、钦命提督、山西省学政等职位。

管廷鹗历任主考，为国求贤，颂称“断绝请托，一秉大公”。在巡视各地教育体制后，为民请命：“改革学制、更订课程、提倡学堂新立……，学政有成，予以仕进，学艺分科办学堂。同时还有记载‘甲午大考，二等记名，遇缺题奏恩赏小卷缎袍、褂料各一件，大卷缎袍一匹’”。

管廷鹗政绩显赫，光绪皇帝先后召见六次。历任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读、国子监祭酒、太常寺卿、光禄寺卿、大理寺卿、署都察院副都御史。

史志记载“廷鹗秉性奇特，持躬廉俭，服官三十年，不尚结纳，绝迹津要……一旦临巨变，决危疑，于忠孝大节，能不夺者鲜矣”。

管廷鹗一生喜爱古近体诗，许多诗集载入史志。现录管廷鹗任山西学政时诗三首，以睹先人风采。

其一：《题西岩寺塔》

天花散满庭，佛火夜深青。

院静无人语，松风摇塔铃。

其二：《过盘陀驿》

满川乱石大如斗，惊马缩蹄思却走。

羊肠一线缠山腰，脚底砰訇惊雷吼。

一舆十夫牵，乘舆似乘船。

下视无地上无天，日月不得相回旋。

百里一日窮万转，东西四顾心茫然。

　　　　　　　　心茫然，行复走，虎豹懼伏不敢动，长啸一声回山应。

其三：《吊长平》

一坑四十万降人，白起莹边草不春。

终古丹川淘碧血，至今黑夜走青燐。

茫茫沙碛埋锋镞，往往天阴泣思神。

不见杜邮伏剑后，新安惨报苦相循。

触景生情，读史思治。在老家莒城的城阳王刘章的祠庙（城阳景王祠）中，管廷鹗深有感触：

提封五十肇舆兹，故国河山几姓移。

宿草牛眠燕将垒，古槐鸦噪景王祠。

疆临齐鲁同盟地，史记春秋载笔时。

柱杖层城重回首，荒陵烟树夕阳迟。

　　　　　　　　　　　　　　　　　　　　　　――《莒陵怀古》

其中，“宿草牛眠燕将垒，古槐鸦噪景王祠”一句，与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各领风骚！

管廷鹗遗墨传世很多，石月先生有《管廷鹗的一副对联》一文：

在管廷鹗的故里五莲县于里镇小窑村收集到他的一副对联。联云：“横埽松云作画，净研竹露题诗”。下联盖有印章两方……廷鹗善诗文，善书，尤以楷见长……此联有明显的“馆阁体”特点，起收圆润、笔墨饱满、端庄敦实。

管廷鹗“为官三十年，不尚结纲，不通声气，绝迹津要，官至副宪”，“年五十卒署任（京都署）”。

【6】

管廷纲（1858―1911），字季张，少时聪颖，十八岁博士百子员试夺冠，1888年三十一岁光绪戊子科乡试中举，1892年三十五岁壬辰试进士，选广西柳州府雒容县知县，后升授广西广兰州知州，赏戴花翎同知衔。

虽雒容远离京师，乃人情犷悍、瘴毒尤酷之地。但管廷纲毅然就道至省，独往边南。到省后，先被往怀集关设榷场（即由官吏主持的对外国和异族的贸易场所，又称“互利关市”），管廷纲采取“减税恤商，商人大和，收入转溢出定额甚巨”。

后充任广西省垣警察总巡时，管廷纲抑豪强，伸冤屈，不避权贵。柳州巨匪唐（康）润珠，纠数百人四处劫掠，该县悬赏千金购之积年不获。管廷纲侦知其巢穴，出其不意“首捕匪康润珠，擒其党羽，又捕大族通匪者数人置诸法，全境肃然”。因请赏未得，管廷纲自出私俸以奖士卒。

史料载，广西自秦收入中华版图以来，传无十年不用官兵，斯仕者每以多杀为健吏，而管廷纲遵循：“吾不敢姑息以养奸，亦不敢杀人以邀誉”，“治雒数载，未尝妄刑一人，然终任县境亦未有以匪民造祸闻者。听讼数语判结，案无留牍《重修莒志》”。去任时，雒容之民，如去父母攀留，深得民心。

清宣统三年（1911年），管廷纲“任满后迁东兰州，赴部引见，中途闻国变（辛亥革命），遂回藉”。恰遇时遇河水涨发，数十里泽国当门，管廷纲亲自勘定河流，捐资筑堤除河患。同时，又捐巨款助湖北灾赈。回籍当年，“宣统年卒于乡邸，年五十四岁”。

   管象颐（1867——1926年），字养山，管廷献之子，少年有志。十九岁举乡魁中，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乙酉科举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二十四岁中庚寅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户都主事。后充任江南陕西两司，并稽查七仓兼管三库。继任员外郎郎中，随尚书铁公宝臣查办江苏库款和与尚书陈公雨仓釐定各省银铜币制均立奇功，升本部左参议，钦加二品，赏戴花翎。是时随外交部尚书袁公亭方，议励行鸦片烟之禁事。宣统三年廷议清理“清理各省财政，充江南财政监理官”，为三品卿衔

武昌起义爆发后，总督张人俊、将军铁银语：君非守土官当先去。管象颐笑曰：受命而来待命而去，未敢与二公论先后。南京光复后，管象颐独留寓所，革军日检视三四次，管象颐声色不为动也。是年，江苏革命军首领程德全建议管象颐担任新政府的财长，管象颐坚辞不受：士各有志，诸群子欲杀即杀之，不杀余有亲在得以北归去也。

“民国既建，被选为众议院议员”。袁世凯为总统时，委以财政次长，不应。暮年志向义赈。前后筹赈款数百万，因赈办得力，得四等大绶宝光嘉禾章。湖北义赈亲自捐洋一千二百元，大总统题赠“乐善好施”匾额。管象颐一生医学精通，或舍药或施方治病救人，所用医书《笔花医镜》是清道光四年（1824年）版本，现仍珍藏。

管象晋（1870—1921），字康锡，六岁入塾，试令属对即应声，吐属不凡敏慧夙成。八岁能诗，自然合律。十五岁在沂群古学居首，有“神童”之誉。二十岁游京，学识益进，文奇警语。1893年二十三岁光绪癸巳乡试中举，1898年二十八岁戊戌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授职编修、国史馆协修，文渊阁校理、编书处纂修。依例保送知府，分发安徽，赏戴花翎官加三品。

管象晋少有大志，见义勇为，“事关地方利害，言人所不敢言，闻者咋舌不顾也”。馆选后，归家省亲，闻东抚某官，欲设置沿海十八属盐务，“各县居民闻之大恐”，传在“三月食无盐之叹”。管象晋“慷慨自任，为文数千言，陈述利害”，终于说服东抚，“卒罢遍野”。

清年光绪戊戌年（1898年），山东河决，“流民遍野”。管象晋筹划义赈集款数十万，救济灾民。籍载“赈鲁灾二次，赈秦灾一次，皆自象晋发之”。

管象晋任安徽知府时，深得爱戴。后因秉性刚直，与同官政见不和而拂袖归田。此时，清廷腐败日甚，管象晋郁愤积胸，致成狂疾，医治无效而卒，终年40岁。

【7】

小窑管氏一门，兄弟子侄五人皆进士及第，又同居朝廷要职，管廷献和管廷鹗官位二品，管象颐官至三品，管廷纲和管象晋亦到四品，诚谓鲜也。

管氏后人十九世管恩灼先生（曾祖父管廷鹗）在发表于台湾《古城阳》的《吾莒小窑村管氏》中深情写道：

管氏先辈……同朝为官，先后历经清朝五个年号。自一八四六年至一九二六年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和中华民国，共计八十年。在科举制中均是乡试举人、会试进士，清朝廷授职，或在直隶京都或赴任各省府。西至贵州、四川，南到广西、福建，北去河北、热河，中原是陕西、山西、河南等地。惟独无一回到山东祖籍为官，据清朝史料记载是“避嫌也”。先祖为官勤政清廉，其官职随政绩逐步升迁。皇帝御笔钦点，赏戴花翎，官位都在四品以上……

《重修莒志》记载管氏家族之事，在数卷中有万言之多。卷一十四《文献志》选录七篇“记”，多为云游名山古刹而写，惟有先祖管廷献的“咸丰南匪扰莒记”是剿匪兵法。

卷五十五《文献志》记载诸葛亮、苏轼等历代名人亲临莒州的八十一篇诗文，其中七篇是先祖管廷鹗、管象颐、管象晋的一生功名、历任官职及显赫政绩，详细撰写了三千多字的文章……曾祖四兄弟十年寒窗，功成名就之时，回忆昔日同桌笔砚、同宦京师的手足之情；曾祖母持家勤俭，以成曾祖父（廷鹗）清洁之志，虽然随京都三十余年，身居富贵荣华之场，而素衣布裙不染奢习的夫妻情感；曾伯祖（廷献）喜爱梅花，咏梅诗集载入史册，伯祖父（象颐）子承父志，家乡设梅园供众人欣赏，别号“梅痴”的父子之情；伯祖父（象晋）任仕学馆总教习讲授之余，总是引据古今事迹及乡俗浅近之事以印证之，听者忘倦的师生情感；曾叔祖（廷纲）辞官归乡正遇灾荒，开囤济贫、损资振灾的义举乡情等等。兄弟、父子、夫妻、师生及乡亲的深情厚谊……如今怀念之时惟有不足，是先祖五十几岁仙逝，高寿者也不过古稀之年……

幸好五位先祖一生积德行美和显赫政绩，已载入《国史馆》、《山东统志》、《重修莒志》、《五莲县志》和小窑村志，以及《城阳管氏族谱》。

同为小窑管氏十九世的冰儿女士在《管氏始祖》中也追记：

四位曾祖父三位中进士，选入翰林院（其中一位探花），只有四曾祖父管廷俊早逝，少青读书时，“家谱”中记载他是“邑廪生”，即是县里按时发给银子和粮食补助生活的生员。可想当时生活之辛苦。虽然三位兄长已考中举人、进士，小弟在家读书只能依靠生活补助，继续攻读。贫寒的家世，也许是让我的三位曾祖父为官以后跋涉各省，操劳一生，鞠躬尽瘁，享年均不足六十岁的原因吧。

七位祖父们寿限也不算长，管象巽17岁时病逝，管象坤53岁，管象颐60岁而寿终。唯有一位管象復祖父长寿，享年也仅70岁。

功成名就的两代祖先一生短暂，让后人有许多遗憾，然而想到他们的晚年正是清朝已近末日，民国初建（1912年）的变革时代，封建的科举考试面临废除，清朝的官员也将成为遗老，再让“失落感”的缠绕，会在寂寞空虚中艰渡晚年。还是苍天有眼，有意安排的辉煌一生。

正如《红楼梦》中所言，小窑管氏虽“才自清明志自高”，但却“生于末世运偏消”！道光、咸丰之后，清王朝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管氏五子空怀报国之志，也无力回天了！